乌江上游的竹木生意， 甚至成立竹木贸易的行业组织 “木纲会” ， 也是在清代前期。两相比照， 便不难看出， 正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的宗族教育奠定了族人的文化素质基础， 到了清代前期， 不断涌现的竹木商人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中站稳脚跟。事实上， 在清代流坑的商贾当中， 有不少人都是“弃儒业贾” 。在从商之前， 他们都受过一定的儒家教育训练。例如乾隆时显赫的大竹木商董学文， 幼时即“有奇童之称” ， 早年“治举业有声” ， 后因“家无次丁” ， 才奉母命弃儒从商［15 ］。又如上举之董文德，少时亦习举业， 后因 “困境阻” ， 才 “弃儒就商”［16 ］。然而， 与宗族教育的发展极不相称的是， 明清时

期流坑董氏的科举业却是一落千丈。明代， 董氏尚有进士 2 名， 举人 3 名， 而清代则只有赐同进士 1名、 举人 2 名。科举业的衰落， 如前所述， 教育观念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 是由于以商人为主导的宗族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在清代，这种影响表现得尤甚。因为清廷实施捐纳制度， 所以流坑商人在经商致富后， 除营造宅第、 购山置田外， 就是向官府输纳钱财，捐得儒林郎、 登仕郎、 奉政大夫等散秩， 或同知、 千总之类的官职及监生、 贡生的身份等， 由贾摇身一变而成为官绅。他们既生活富足， 又声名显赫， 对那些苦修举业的儒生产生了巨大的诱导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 儒生们纷纷放弃举业， 改事经商、 习医、 堪舆、 学艺等业。在江右商

帮的其他宗族中， 大致情形也相去不远。流坑董氏宗族的个案表明，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经济的形成， 对于促进宗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宗族教育的发展， 反过来又推动着商帮经济

进一步走向繁荣。但是， 以商品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宗族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 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 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 董傪． 登科题名录序［ 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 明万历十年刻本(1582)．

［ 2］ 吴澄． 云盖乡董氏族谱序［ M］/ /吴文正公全集(卷 32)， 明宣德十年(1435)刻本．

［ 3］ 名位表［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 明万历十年刻本(1582)．

［ 4］ 周銮书． 千古一村［ M］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5］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 77)［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6］ 董尚． 经理山地祠宇规约［M］/ /抚乐流坑董氏族谱， 明万历十年刻本(1582)．

［ 7］ 董氏大宗祠祠规［M］/ /抚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