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书院多置有祭田， 并有明确的祭祀日期， 如心斋书院有祭田 200 亩， 祭时为三月望日;雪峰精舍有

祭田 60 亩， 祭时为十二月望日。这些书院的祭田总数超过千亩， 其田租收入除供祭祀外， 即为助学之用。此外， 董氏大宗祠还建有文馆、 敕书楼 ， “每岁延文义优长者为举业之师， 行谊端方者为童蒙之师，择族中子弟之聪俊者， 群而教之。 ”［7 ］ 一族一村有如此众多的书院、 学馆， 足见当时对宗族教育之重视。

2． 改变教育观念。宋元时期， 董氏走的是一条“ 读书 － 科举 － 仕宦” 之路， 科举入仕几乎成为宗族教育的惟一目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 以陶冶儿童性情、 提高儿童素质为目的的“蒙养” 教育才真正受到重视。明代 《董氏大宗祠祠规》 中专门立有“端蒙养” 一条， 其中明确规定:对于族中“未成材” 者， 由“蒙养之师……教之歌诗习礼， 以养其性情” 。而对于 “已成材” 者， 方由“举业之师……每季仲朔候考三场， 以验其进修。 ”［7 ］ 进士董时望还用极俚、 极俗的语言， 为族中儿童编写儿歌《读书好》 ， 以提高他

① 其他资料多载明万历时有书院 26 所， 清道光时有 28所， 是因为把董氏迁居周边村落的书院亦计算在内。

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与宋元时代的科举教育相比， 明清时的蒙养教育更具有族众性， 这是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一。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二是， 明清流坑宗族教育更具开放性。一方面， 族中士人突破地域限制，远赴他乡求学。如董燧(号蓉山)， 曾师从欧阳德，“获良知之学” ， 再从王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学于淮南 ， “曲尽心斋旨归” ， 后又问学于陈九川、 邹守

益、 罗洪先和聂豹等人， 终成为江右王门的一位名士。其弟董焕亦师从守益、 聂豹、 九川等人。其子君敬、 君和、 侄君直则负笈庐山， 入罗洪先室受教。另一方面， 陈九川、 邹守益、 聂豹等王学大家都先后来过流坑， 与董燧、 董焕、 董极诸公会讲于圆通会， 一起研讨心学 。“江右王门” 鼎盛时期， 流坑成为其重要据点之一。

然而， 明代的科举取仕仍以程朱理学为准则， 而流坑的业儒者所推崇的是陆九渊、 王阳明的“致良知” 之学， 这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恰恰反映出当时董氏的宗族教育已部分地摆脱科举教育的限制， 而趋向于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此可谓其教育观念改变的表现之三。明清时期流坑村宗族教育发达， 而科举业却远不及宋代， 仅进士 2人、 赐同进士 1 人、 举人 5 人， 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十分重